对于中国人而言,亲戚之间的称谓不只是标定彼此的血缘关系,更重要的是标定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位置及角色。当安然在《我的姐姐》中被标定为安子恒的“姐姐”时,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才会如洪水般倾泻到她身上,而对于那些义正词严的亲戚来说,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安然不得不面对由“姐姐”这一身份和角色引起的问题,因此遭受两面夹击、挣扎和痛苦。

在本文作者看来,这个故事探讨的并非“新问题”。当我们在电影中再次遭遇重男轻女、对女孩的忽视以及隐秘的女性歧视,仿佛旧日重现。发生于晚清民初、爆发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质疑和抨击,对家族女性的轻视和压制的反对,对女性独立自主、个体性价值的强调......这些问题都再一次重现于《我的姐姐》身上。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,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?当下女性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,又是否有了更好的选择?

姐姐牺牲成全弟弟,

在东亚家庭伦理中颇为普遍

在《我的姐姐》中,安然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现代女性,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晰认知,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。而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,从电影中的回溯看,正来源于她从小所成长和遭遇的家庭。父母对于儿子的渴望是“重男轻女”糟粕的延续,也正是这些观念给安然造成了直接且影响极大的伤害。

影片中,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对外宣称自己女儿是瘸子,让安然扮演瘸子。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对安然的心理造成伤害,尤其是对于自我价值和作为女孩的认知产生怀疑,同时也极有可能形成自我伤害与贬低。但安然最终并未在后者的阴影中走向灰暗,反而长成了一个颇有主见且强硬的女孩,这一点与她小时候成长于姑妈身边有着直接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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