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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请客不收礼”：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》，郑姝莉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

请客由“收礼”到“不收礼”“部分收礼”的变化蕴含着共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问题

红白喜事中的宴请随礼（金）是地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礼物规则。主人承办红白喜事宴席，客人则携礼（金）相送，宴请呈现着一种礼物逻辑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宴请随礼的金额逐渐升高，甚至成为人们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了一项关于“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”的调查（5795人参加），结果显示：53.2%的受访者感到礼金负担重；64.6%的人每年随礼支出在1000-6000元，19.1%的人每年随礼支出超过6000元。尽管一些地方礼金的标准在升高，随礼负担在加重，但仍有一些地方的礼金标准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。广东地区的礼金负担较轻：广州地区收礼金时只摸一下红包或将红包折一个角后便退还给宾客，或者只收取宾客所送的部分小额礼金；佛山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有“不收红喜事礼金”的规定。然而，与礼金负担一直较轻的广东地区不同，还有一些地方的礼金标准出现了先升后降的变化。《“请客不收礼”：一个村落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与互惠变迁》提到的西省西县的礼金在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升高，但是在2000年后发生了随礼负担下降的变化。

为何西县的礼金先升后降？这与西县宴请的共享规则发生了变化有关。西村请客由“收礼”到“不收礼”“部分收礼”的变化虽然只是个社会现象，但蕴含着重要的学理性问题，即共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问题。

西村请客“不收礼”的新规则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送礼（金）负担重的现实问题

礼物交换的核心在于它存在一种关于赠予的交换规则，即通过馈赠使得给予、接受和接受之后回赠这一链条持续发生。多重义务回馈的存在使得礼物经济成为一种典型的互惠经济，约束礼物交换的规则亦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互惠制度。仪式性宴请中的礼物交换有多重互惠：第一重是宴请-送礼的互惠（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）；第二重是宴请-回请的互惠（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，回请发生在延迟的时间点上）；第三重是收礼-回礼的互惠（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）。这三重互惠都体现了交往功能，但在客观效果上，第一重互惠中的“礼”具有资助功能，它是一种资助型互惠。集体时期，物资短缺，礼物交换以物的形式帮助满足人们的物资需求，如一匹布足够做一件衣服。改革开放后，它以礼金的形式出现，资助宴请者举办宴请仪式，抵消一部分宴请成本。后两重互惠中的“宴请-回请”与“收礼-回礼”则更多地体现了交往关系的延续功能，交往体现的是两人间的关系，有鉴于此，本书将第一重互惠称为资助型互惠，将第二重和第三重互惠称为关系延续型互惠。资助型互惠体现的是异质性内容的互惠（礼物与宴请的互惠，在这里，礼物与宴请是异质性的东西），而关系延续型互惠体现的是同质性内容的互惠（宴请与回请、收礼与回礼是同质性的东西）。

因此，当西村请客由“收礼”向“不收礼”“部分收礼”变化时，其实是互惠发生了如下的变化：一是资助型互惠消退，双重互惠变成了单重互惠；二是资助型互惠缩小到更小的范围，即原有的双重互惠被缩小到有限的范围。以上变化，可以被称为双重互惠的单重化与有限化。它是礼物交换制度（非正式制度）的一种变化。而礼物制度是一种互惠制度。因此，讨论礼物交换制度的变化，可以上升到互惠制度的层面上进行。双重互惠单重化，是资助型互惠消退的去制度化过程；双重互惠有限化，是资助型互惠保留的制度遗留过程。双重互惠单重化与有限化是去制度化伴随着制度遗留的结果，当这种互惠制度被确认时，新的礼物规则便被再制度化了。因此，礼物规则的变化是互惠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的变化。

本研究旨在分析非正式制度的变迁，呈现仪式性礼物交换中互惠制度的变迁实践，围绕资助型互惠如何消退与遗留、双重互惠如何发生了单重化与有限化、互惠如何发生了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的问题展开“过程-机制”的讨论。本书不是把互惠当作自变量，而是将其当作因变量，试图分析互惠制度变迁的原因。本书研究认为，西村请客“不收礼”的新规则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送礼（金）负担重的现实问题。若要推广这一减轻送礼（金）负担的个案，可以讨论如何协调相关行动者，制造改变制度的制度变革力量。